特朗普政府此次在关税政策上的反复无常放大了全球主权信用体系的脆弱性，不仅加剧了美国自身信用风险，还通过贸易、金融等渠道引发了全球信用风险传导和外溢。同时，现行国际主权信用评级体系的缺陷显现，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对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债务容忍度显著高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暴露出其方法论中存在的双重标准与政治偏见等问题。尽管大公国际等中国本土评级机构构建了更能体现新兴经济体特征的评级方法与标准，但市场接受度仍受制于传统话语权垄断。当下，全球主权信用正在重塑，中国应加强国家货币资产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实现信用体系现代化和评级体系多元化，在重构中掌握战略主动权。
美国关税政策反复无常全球主权信用风险上升
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政策可谓是翻云覆雨。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关税政策上的反复无常直接暴露了美国决策机制的随意性，对美国经济造成了金融市场动荡、通胀风险上升、长期信用透支等多重打击。在这段政策摇摆期内，美股经历了“暴跌—反弹”的戏剧性走势，美元指数一度跌破100关口，黄金价格向上突破3200美元/盎司。同时可以预见，“对等关税”将导致美国物价上涨，尤其是涉及中国制造的服装、皮革制品、玩具等。更重要的是，美国已逐渐丧失“协议可信度”，未来国际谈判成本将显著上升。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关税政策上所展现出的强烈不确定性引发了全球主权信用体系的脆弱性表现。除了美国因自身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扩大、财政赤字率不断提高、所导致的信用风险加剧外，这种政策不确定性还通过国际贸易、金融网络和市场信心等多重渠道，放大了全球信用风险的传导效应。
选择性忽视美欧债务风险全球主权信用分化趋势日益明显
一是发达经济体信用分化裂痕加剧。面对美国不断攀升的赤字和债务风险，穆迪和标普均发出警告，但仍维持着对其“Aaa”和“AA+”的主权信用评级。经历过“欧债危机”的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这五个国家，2024年以来，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对他们均有过不止一次的主权信用级别上调或展望上调，但除了爱尔兰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稳定回落且维持在较低水平外，其余四个国家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目前仍都远高于欧盟60%的警戒线。法国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已升至约112%(截至2024年第二季度)，2024年至今，标普和穆迪因法国债务问题先后将其外币级别下调了一个子级，并且展望也都由“稳定”降至“负面”，而惠誉仅在2024年10月将其外币评级展望由“稳定”调至“负面”，并未实质性降级。相比之下，同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则面临更为严苛的评级调整，惠誉早在2015年就将日本主权信用评级调降至“A”并维持至今。这种差异表明当前国际三大评级体系存在显著的债务双重标准、政治性偏袒和系统性偏见等问题，致使其无法充分、及时、有效地反映全球主权信用体系的真实情况。
二是新兴经济体出现信用分层倾向。同为资源型国家，南非的长期外币债务评级被国际三大先后确定为投机级，而惠誉维持了智利“A-”的外币级别，且评级展望为“稳定”。越南等制造业承接国凭借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税收优惠、改革红利等尽力维持着本就不高的主权信用评级。同时，中国主权信用展现出了强劲韧性：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所形成的国际收支和流动性保障、2019年至2024年间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贡献中占比超过50%的数字经济、2024年同比增长高达35.5%的新能源汽车销量等，均为中国信用在高级别保持稳定性提供了坚实支撑。
主权信用重塑下的中国应对信用治理体系的内外兼修
面对国际评级体系偏见与全球主权信用重塑，我国亟须构建更加稳健、自主、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信用治理体系。从国家货币资产管理、系统性风险防控、高水平对外开放、信用体系现代化、评级体系多元化等多维度协同发力，推动主权信用稳定性提升与国际信用话语权重塑。
第一，构建中国特色主权信用货币体系，夯实国家信用锚。推动形成以人民币计价、以高信用国债为核心的主权信用货币体系。一是稳步扩大国债市场规模与流动性，增强其作为安全资产的吸引力和利率基准功能；二是优化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提升基础货币的信用支撑效能；三是加快财政体制改革步伐，完善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与财力匹配机制，构建“财政—货币—信用”三位一体的长期支撑结构。
第二，系统性风险防控与结构性改革协同推进，稳定信用基本面。信用稳定的核心在于经济与金融体系风险的有效防控。地方债方面，一方面应贯彻落实好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债务置换等创新手段，直接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应加强财政透明度并优化债务结构，提高债务资金使用效率。房地产方面，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点在于稳定市场预期、保障合理融资需求、促进供需平衡。
第三，深化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信用承载能力。截至2024年年末，人民币位列全球第四位支付货币、第三位贸易融资货币。当前，人民币国际化已进入提升效率与深度阶段，需进一步拓展其国际信用承载功能。一是稳妥有序推动我国金融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丰富人民币资产投资品种，提高人民币金融资产流动性；二是提升资本项目开放程度和业务数字化服务水平，在可控前提下释放人民币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潜力；三是强化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融资中的计价与结算功能，加强本外币协同，提升其“信用货币”属性；四是优化跨境支付基础体系，如持续拓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覆盖区域等，提高跨境交易效率和便捷性，为境内外主体使用和持有人民币提供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五是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健康发展，在通过“三联通、三便利”等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时，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第四，加快社会信用体系现代化建设，优化国家信用软环境。构建法治化、标准化、数字化的社会信用治理体系，是支撑国家信用体系长效发展的关键。近日，《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的出台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所需的信用治理格局提供了顶层设计与系统部署。法治化方面，健全信用法规体系，加快推进信用立法进程，将信用信息管理、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纳入法律规制框架，为信用经济运行提供法治保障。标准化方面，推动政务、金融、商业等多领域信用信息的规范整合，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数据壁垒，推动形成统一的信用信息标准体系。数字化方面，完善从采集、整合、共享、公示到开放应用的信用信息全流程管理机制，强化信用信息质量管理和安全保障，提升信用信息服务能力与制度承载力。
第五，提升国际信用话语权，推动评级体系多元化发展。当前全球信用评级体系主要由美国主导的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标普、穆迪和惠誉所垄断。这种评级体系长期受西方政治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普遍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存在低估倾向。尽管近年来中国积极培育本土评级机构，提出了更能体现新兴经济体特征的评级方法与标准，但国内评级机构的方法论始终受到国际上带有“政治偏见”的质疑。面对当前这种“评级逆境”，一方面，我国应加强主权信用基本面建设，为国际投资者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宏观和政策环境；另一方面，要大力支持本土评级机构开展国际业务，推动其在“一带一路”、金砖国家等多边合作机制下建立实质性评级影响力；此外，应通过积极参与全球评级规则制定、开展与主流评级机构专业交流与对话等途径逐步提升全球评级话语权，构建多元、公正、共赢的全球信用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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